1932年,毛主席被撤职,临行对王稼祥说:如果需要,我会立即赶来

2022-01-14 23:20
1932年10月,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。离开宁都时,他诚恳地对王稼祥说:“如果前线需要我,给我打个电话,我会立即赶来。”

1930年12月,蒋介石抵达南昌,研究所谓的“第一次作战会议”,决心“消灭朱毛红军。”鲁涤平被任命为总司令,号称“铁军师”的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任前线总指挥。

毛主席与朱德

对于红军来说,这是一个严峻的形势。虽然过去红军打过很多胜仗,但大多都是小型战斗,像这样大规模的“反围剿”正规作战还是第一次。局面是显而易见的:敌强我弱,究竟打不打?怎样打?成了摆在红军指战员和广大苏区群众之间热烈讨论的话题。那时候形成的意见无非是两种。

第一:仍然用游击战的方法来对付敌人。

第二:紧盯南昌、九江不放,要争取拿下大城市。

但是,毛泽东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正确。第一种意见只看到敌人的强大,没有看到自己的力量,不敢同敌人斗争。后一种观点则是没有看到客观情况,只是盲目地进攻,无视敌强我弱的现实。

毛泽东冷静分析后认为:在强敌进攻面前红军不宜分散,而是要集中。不是首先向敌人进攻,而是先撤退,然后再寻找时机发动进攻。

早在井冈山时期,毛泽东就制定了“敌进我退”的斗争策略,现在的形势与以前完全不同,因此毛泽东又进行完善,制定了“敌进我退,敌驻我扰,敌疲我打,敌退我追”的16字方针,并提出“诱敌深入”,“退却到根据地作战的方针。

对于毛泽东的这个策略,无论是红军指挥部还是基层干部都一时难以接受。那时候很多人受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影响,认为红军应该进攻,首先要夺取大城市,比如九江、武汉等地。地方上的干部和群众也害怕红军撤退后,敌人进来会把坛坛罐罐打烂。因此大家都不同意毛泽东的路线。

对于干部群众的意见,毛泽东早有预料,因此他进行了深入艰苦的教育、说服工作。开大会的时候讲,开小会的时候讲,亲自走到群众中去做说服工作。一条一条分析剖辩,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,并一再强调:“处于弱势的一方要战胜强敌,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”,“将欲取之必先予之”,“只有先丧失才能不丧失。”经过艰苦的分析说明后,大多数人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。

此时10万敌军已经日夜兼程而来。在苏区战前动员会上,毛泽东认为红军有足够的条件战胜敌人。第一是军民团结一致,这是最重要的条件。第二是我们可以设下陷阱,关门打狗。第三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分,一个一个吃掉。第四是发现敌人的薄弱环节打。第五是寻找有利时机,伺机歼敌。毛泽东说,由于红军的战略性撤退,敌人已经掉进我们的陷阱和包围圈。

蒋介石的10万大军分兵8路。毛泽东认为,红军只要取其中一个就能够以少胜多,各个击破,伤害它十个手指头不如切断它一个手指头。当时张辉瓒的十八师和谭道源的五十师正向潭头、龙岗一带推进。毛泽东认为,如果把这两个师中的一个歼灭,战争形势就会完全有利于我们。

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策略完全准确。12月29日,张辉瓒的先头部队进入龙岗。30日凌晨,激烈的战斗打响。此时大雾弥漫,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怒吼令群山震荡,硝烟和大雾混合在一起。

经过几个小时激烈的战斗,敌人组织的多次突围都被我红军打退,没有方向感的敌军锐气大减,四处乱窜。毛泽东和朱德发起了总攻的命令,喊杀声响彻山谷。当太阳从大雾中露出时,战斗已经取得了胜利,张辉瓒的十八师两个旅加一个师部9000多人马被全部歼灭,张辉瓒被活捉。

第一次反“围剿”取得完全胜利。

毛泽东挥毫写下了《渔家傲·反第一次大“围剿”》的着名诗篇:

万木霜天红烂漫,
天兵怒气冲霄汉。
雾满龙冈千嶂暗,
齐声唤,
前头捉了张辉瓒……

蒋介石不安心失败,1931年2月,又部署发动对中央苏区的所谓第二次“围剿”,这一次兵力有20万人。鉴于前一次的失败,蒋介石制定了“步步为营,稳扎稳打”的方针。与第一次不同,毛泽东并没有率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,而是制定了以逸待劳,抓住战机,各个击破的方针。

毛泽东

红军的主力都隐蔽在东固的崇山峻岭中,地方党组织和群众都动员起来,严密封锁消息。蒋介石的军队根本就找不到我军的动向。接近五个月没有与我军交手,蒋介石终于沉不住气了,限令5月15日结束战斗,国民党军只能冒然前进。结果可想而知,他们又一次落入我军的包围圈。在毛泽东指挥下,半个月连打五次胜仗,蒋介石所谓的第二次大“围剿”又一次失败了。

心情大快的毛泽东再次写下一首诗词:

白云山头云欲立,
白云山下呼声急。
枯木朽株齐努力。
枪林逼。
飞将军自重霄入。
七百里驱十五日。
赣水苍茫闽山碧。
横扫千军如卷席。
有人泣:
为营步步嗟何及。

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红军的威武和蒋介石失败后的丑态。

此时蒋介石已经输红了眼,同年6月,他再次调集30万人马,向中央苏区扑来。当时中央苏区的总兵力只有3万人,双方的比例是一比十,力量对比悬殊。与前两次不同,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同志再次调整了战术策略,制定了“避敌主力,打其虚弱”的“磨盘战术”,大胆穿插到敌人的后方去,并不断伪装巧妙穿插,伺机歼敌。当敌人终于发现我军主力在黄陂,四面八方合围过来时,毛泽东却下令“原地休息,睡个好觉。”这是世界军事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现象,一方面是国民党军的“风声鹤唳”,一方面却是我军的“高枕无忧”。直到“休息”了三天后,毛泽东才下令立即出发,我十二军从敌人的空隙中穿插,引开敌人,而我军主力则从兴国缺口快速跳出了合围圈子。于是,我军主力和十二军前后夹击,再次击败了蒋介石。

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的三次进攻,其用兵如神,在世界军事史上可谓登峰造极。

然而,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是:就是这样一个军事史上的奇才,一次又一次挫败蒋介石反动派的进攻,率领红军不断突出敌人的包围,却在三次大胜利之后迎来人生中一个最低落的时刻。

由于常年操劳,又长时间得不到休息,毛泽东生了一场大病。人明显瘦了下来,他颧骨突出,眼眶也凹了下去。这还不是最令人痛心的。在其后召开的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上,毛泽东接连遭受排挤。

1931年,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

1931年11月1日,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召开,史称“赣南会议”。会议产生了争论,一些坚持王明错误路线的人对毛泽东的正确方针提出批评,认为毛泽东犯了3个“错误”:“重视防御和游击、重视经验、不符合共产国际的观点。”毛泽东当然不同意这些说法,他在会议上做出了反驳。坚持王明错误路线的人占了上风,会议还是宣布撤销毛泽东中央苏区代理书记的职务。虽然在随后召开的中华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,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府主席,但实际上他在很多事情上都管不了。王明的错误路线还在继续。

右起:王稼祥、毛泽东、项英、邓发、朱德、任弼时、顾作霖

1932年10月,宁都会议召开,正在病中的毛泽东拖着疲惫的身子赶到宁都参加会议。这次会议再次让坚持王明错误路线的人把持,会议指责毛泽东的“诱敌深入”方针是错误的,红军应该大举进攻,夺取大城市。毛泽东不同意对他的指责,他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。会议再次产生了分歧,对于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问题上,周恩来、朱德、王稼祥等人,表示毛泽东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作战。但这个意见没有被接受。最终,会议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,由周恩来代理。会议只让毛泽东回瑞金叶坪,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。这是个有职无权的空衔。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被剥夺了!

宁都会议会址

毛泽东虽然愤愤不平,他并没有犯什么错误,更重要的是,他领导红军取得了3次反“围剿”的大胜利。但他以一个伟人的气量接受了会议的安排。

在离开宁都时,他诚恳地对王稼祥说:“如果前线需要我,给我打个电话,我就立即赶来。

毛主席离开了宁都,他回到瑞金休息了几天,就立即跋山涉水,经过叶坪、古城,翻过长岭寨的牛岭,来到位于长汀县的红军附属医院养病。这所医院设立在偏僻山坳里的一座大庙里,远离了炮火硝烟,听不到马蹄和喇叭声,毛泽东感到很不是滋味。虽然现在不管具体事务,可他并不轻松,心情苦闷,身体也不断出现状况,加上医院里医疗条件差,他的病时好时坏,比以前更瘦了。

那时候贺子珍也在长汀县的辛耕别墅医院养病,与毛泽东一样也遭受这痛苦。辛耕别墅医院离毛泽东养病的大庙有一段路程。尽管贺子珍刚生过孩子,身体也非常虚弱,但是当她得知毛泽东已经被撤销职务,身体又不好,这正是需要人安慰、给予温暖的时候,因此她不顾产后的头晕乏力,白天抱着小孩赶到大庙看望毛泽东,让他逗逗孩子,以天伦之乐让他冲淡心中的忧伤。又给他做点可口的菜,增加营养。到了夜晚,贺子珍又抱着孩子一步一步赶回辛耕别墅医院。后来贺子珍的行为感动了医院领导,她们同意贺子珍带着小孩,搬到毛泽东居住的大庙去。

毛泽东与贺子珍

荒山野岭,交通不便,条件自然是很差的,经常是十多个病号住在一间房子里,相当拥挤和噪杂。每天的饮食都是糙米饭,连菜也没有。贺子珍把自己生孩子得到的一份营养品让给毛泽东吃。为了让毛泽东尽快养好病,她还向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邓子恢要一点东西,增加毛泽东的营养。

此时对于毛泽东来说,心情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。他虽然时刻关心着前线的情况,但他的方针和策略已经不起作用。他经常对前来看望他的同志说:“我的命令不出这间屋子。”世态炎凉,人情淡薄,有时候是在所难免的。那时候负责供应物资的一些同志,见毛泽东已经撤了职,不管事了,也就不像以前那样热情了,有时候甚至出现了冷言冷语。毛主席的警卫员十分恼火,有一次直接和总务处的同志顶撞起来。对于警卫员的过火行为,贺子珍一再对警卫员强调:“这些事千万不要让毛委员知道,他的心境本来就不好,不要再给他增加痛苦了。

警卫员这才知道自己做错了事,不好意思地说:“我没有想到这一层,以后保证不这样了,但总务处的人也欺人太甚。

贺子珍当然也看不惯这种人,便说:“这件事我向总务处反映一下。”说着,她就去找到总务处的傅公侠。听明事情的原委后,傅公侠表示,按以前的供应标准领东西。贺子珍高兴地回来对警卫员说道:“这件事情解决了,以后你们也不要耍态度了。

毛泽东想着前线,惦记着军事,总是郁郁寡欢。每天除了躺在床上看书,就是伏在桌子上写文章。当时医院的院长是傅连暲,见毛主席养病时还是这样忙碌,长此以往,对病情不好,因此他建议毛主席多出去散散步,放松放松肌肉,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贺子珍接受傅连暲的建议,有时候在夜晚,贺子珍便劝说道:“今天月色不错,到外面走走吧!”于是,毛泽东放下书走出来。

汀州的河水在月色下哗哗地流淌,波纹荡漾,两个人经常是一边走着,一边看着周围的夜色,他们谁也不曾说什么,那时候贺子珍在宁冈茅坪河畔,他们也曾在那里散步,在戎马倥偬中也有片刻的安闲。

从这以后,毛泽东常常带着笛子,在月光下吹奏,贺子珍站在他的身旁,听着悠扬的音乐:似乎在诉说着恋人的心曲,又似乎在描述战场的金戈铁马。在贺子珍的记忆里,毛泽东的笛声里没有哀怨的情愫。

1932年12月,蒋介石再次调集4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进攻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蒋介石用兵的一个方针就是“拼人数”,第一次10万,第二次20万,第三次30万,第四次40万。但令蒋介石恼火的是,这次他还是以失败收场。前三次反“围剿”是毛主席指挥的,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是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的,这四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:就是运用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,以运动战的方式,采取诱敌深入、各个击破的战术取得圆满胜利。

左起: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博古、朱德

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相比,红军无论在人数、武器装备和给养上,都处于下风。这就决定了在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争时,需要采取灵活多变的形式,而不是以正面方式进行迎击。诱敌深入的优点主要有:

一,把敌人放到根据地内部来打,能充分得到根据地优越的群众条件;二是疲惫敌人,使我方兵力集中;三是在运动过程中发现敌人弱点。这种战术的第三个特点是各个击破。敌人的进攻往往是采用多路分进,将我主力压缩至中心地区。这种战术自然来势汹汹,而毛泽东却不慌不忙,在诱敌深入中首先选择其中的薄弱的一路,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,然后逐次击破其他。

可以说,正是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,红军才取得四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,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。

然而遗憾的是,即便红军已经取得四次反“围剿”的巨大胜利,即便已经把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撤销,把他架空,奉行王明错误路线的那伙人仍然执迷不悟,他们简单地相信国外书本上的理论,自以为喝过洋墨水,就可以把国外的经验搬过来,像公式一样套用,殊不知,他们除了会喊空洞的口号,打击排斥不同意见的同志外,在真正的敌人面前一筹莫展。

王明

1933年,蒋介石所谓的第五次大“围剿”又来了,这一次投入兵力更多,累计达到100万,持续时间更长,有一年多。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加紧侵入华北,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。但蒋介石却不顾民族危亡,坚持他的反动政策。颇为奇怪的是,此时迷信王明教条主义和共产国际理论的那伙人还是占了上风,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军事建议,用阵地战代替运动战和游击战,由于博古不懂军事,因此他把红军的指挥权让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——李德!结果可想而知,一个外国人不懂中国的实际情况,战略战术也不高明,最终造成红军更大的损失!

李德

毛泽东密切关注红军的战斗情况,当红军终于突破湘江重围后,他先后和王稼祥、周恩来会面展开紧急磋商。那时候周恩来还掌握一部分指挥权,在李德、博古等人的错误指挥下,他头脑清醒,尽可能地挽救危局。在龙胜县侗族村寨的木楼上,周恩来与毛泽东再次会面了,他向毛泽东请计问计,谈论挽救危局的良策。随后,红军摆脱10万敌军的追击,渡过乌江,在遵义召开了历史性会议。那天夜里休会后,周恩来再次与毛泽东商讨大计,一直讨论到黎明时分。

在谈到红军总的领导责任时,毛泽东说:“这个问题,我看不要匆忙,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军事指挥问题,很明显,李德是不能再搞下去了。

周恩来说:“那是自然,军事指挥还是由你来搞。

毛泽东说:“不,这样变动太大,恩来,还是你军事上负总责吧,我来协助你。

周恩来思索了一下说:“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意见,那只有在会议上说了。

毛泽东(左四)、周恩来(左三)

遵义会议出现了一个重要转折:在军事指挥上取消李德、博古、周恩来“三人团”,以朱德、周恩来为最高军事指挥,毛泽东为协助者。

遵义会议会址

遵义会议后,红军统帅部急需乘遵义大捷之后再吞掉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一个师,会议决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发起这次战斗,周恩来已经拟定好作战命令,当时已是深夜,毛泽东提着马灯来见,他坚决不同意打这一仗。他指着地图分析说:红军处于敌人100个团的包围中,如果这一仗不能很快结束,红军将陷入难以摆脱的重围!

毛主席与周恩来

作为当时的军事指挥者,周恩来充分展现了他虚怀若谷的气度,尤其是关系红军成败的重大问题上,他并不主断。因此在天明之后,周恩来又重新召集紧急会议,放弃打鼓新场的战斗方案。事情是显而易见的,离开毛泽东的决策很难成事,因此不久之后,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,取代了“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决心负责者”的局面。

历史再次选择了毛泽东。

毛泽东

当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时,军队上下一片欢腾,仿佛拨开浓雾看见了阳光,一切怀疑和不满情绪都一扫而光。

毛主席发挥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,四渡赤水、兵临贵阳、巧渡金沙江、飞夺泸定桥,以灵活多变的方式一改红军“处处受制于敌”,“走也走不动,打也打不好”的被动局面,跳出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包围,取得战略性转移的伟大胜利,挽救了中国革命!

参考资料:

《萌芽》1985年贺子珍口述史

《聂荣臻回忆录》

1988年《文摘旬刊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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